国度，其生产瓷器的历史仅仅有400多年的时间，大大晚于世界上瓷器的母国—中国。但是，日本陶瓷行业日用细瓷的产品设计与技术工艺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日本的日用细瓷产品仍占据了美国近一半的高档瓷器市场，令人刮目相看。日本日用细瓷的生产技术水平很高，包括瓷器的实物质量（包括使用强度、耐划伤性、热稳定性等）、白度、产品规整度，以及在控制釉面铅、镉溶出率方面，各项技术指标均领先于国际水平。尤其在日用瓷器产品的器型、画面设计，釉色装饰以及产品配套和包装装潢方面，俨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与特色。日本的名牌公司曾经为英国的王室设计生产出专供皇家使用的超大配套的饮食餐茶具产品。
日本人不仅十分喜欢瓷器艺术，也非常讲究日用瓷器的实际使用场合与欣赏方法。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家庭中，通常都要有四、五套以上的成套日用瓷器餐具。他们往往根据一年中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使用不同风格的瓷器制品，盛放适应不同季节的食物饭菜。日本消费者在选购瓷器产品时，比较注重有纪念意义与有特色的产品，如注重名牌与名人的作品。在产品的造型方面喜欢追求新颖与变化；在装饰图案方面则喜欢山水、花卉、花鸟等纹样；在产品的色彩上则多喜欢选择红、蓝、绿等色调，以及金、银彩装饰。近年来，日本年轻人显示出追求消费质量的趋向，比如，年轻人在朋友结婚时，通常选购一些制作精美，器形、纹样、装潢美观的高档日用瓷器，作为贵重礼品馈赠挚友。作为东道主也会选择价值在其一半的瓷器，用做返还回赠。因此，对高档瓷器的需求不断高涨。为满足市场的需求，日本的瓷器生产厂商每年都要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不断追求日用瓷器艺术化，因此产品式样新、品种多、装饰美、小配套以及注重在包装装潢上下工夫，成为日本瓷器厂商遵循的经营方针。
款识，是中国的称谓，日本称铭款。
款识的来源始于青铜器上的铭文，按中国明代方以智撰写的训诂书《通雅》中引证，款为阴文，即凹字，识，在这里读作zhi，与志同音，表示阳文即凸字。就器物内外铭文而言，外为款，内为识。又记载说，花纹为款，篆刻为识，通称款识。
实上的应用，款与识的本意或界线已经很淡漠子，无论对青铜器、印章、陶瓷上的阴文或阳文，都以款识相称了。
而且在中国书画上的署名和题款，也称作了款识。这就更无所谓款与识的区别了，
同时的阴文与阳文和款与识的对应概念也逐渐少为人知了，从日本陶瓷款识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来看，可以将这些款识分为两个阶段，或说是两个部分。
一部分日本称作窑印，大致产生于16世纪中叶的空町时代，另一部分，兴于江户初期即款识，实际窑印的含义也包括在内。
所谓窑印，我们以备前烧为例，是指窑具和器物上刻划的标记。这是由于登窑大窑的产生，为了区别各家陶器和使用的窑具，而顺便作的记号。
鉴于款识的本质概念，是物属谁有的问题。因此说，这些窑印虽然极少与陶工们的名字有关，也应属于款识的范畴之内，或称早期的款识。
窑印中包括由横、竖、斜、弧等线条组成的图案或是符号，偶而亦见汉字和日文字母，还有一些是数目字。其中的汉字和平假名恐怕与他们各自的家族、姓名、居地有关。
据日本陶瓷资料记载，备前烧中有一圆圈内的“吉”字窑印，物主是吉右卫门(永禄年间15581569烧制)。同一形式的“大”字，物
主为大飨吉藏。这个“吉”字和“大”字，显然是他们各自姓名的缩写或是代称了。
当然，窑印中的文字和数字，不一定都与其姓名有关，也许同物主的生活、生产等因素有联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饶有兴趣的是，这些被称作窑印的符号，有些竟延续到了江户中期还有它们的痕迹。可见，一些窑的款识仍停留在最原始的狭义概念上，即只作为归属的代号，几乎看不出同某一文化的内容相关，更谈不上与艺术有缘了。
第二个部分，也是日本陶瓷款识的主体部分，前面已谈到，是兴盛于江户初期到中期，至于产生于何时，据日本槽崎彰一和森田稔两位专家掌握的资料，早在9世纪初就出现了纪年的款识，是在正仓院收藏的一件须惠器上，墨书着“弘仁二年九月十八日定八斤七两小”，弘仁二年即811年。
由此得知，日本最早的款识起码始于这个时期。然而形成规模和风格，还是从江户中期谈起，整个江户时代到明治，款识作为陶瓷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方圆甚小，确也起到了难得的作用，如具有纪年款的陶瓷，可助断代，具有名款的有利掌握某一陶家、陶工的简历，具有窑名款的又可一目了然地知道产地产家。
总之日本瓷器款识是后世鉴定陶瓷的可据资料，是研究日本古陶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