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室相传等尊贵的待遇。当然，与在日本茶道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唐物茶入比较，仍难望其项背。
宋代的茶叶形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片茶，又叫团饼茶，福建建安凤凰山北苑一带加工的团饼茶都印上龙凤等纹饰，形制不一，或圆或方，或铊或銙，极具艺术性。另一种茶类为草茶，又叫散茶，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西一带，属于炒青茶类。
无论是团饼茶还是散茶，都要有科学正确的保藏方法。蔡襄《茶录》有一节专门提到藏茶：“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焙如人体温。温则御湿润。若焙则茶焦不可食。”对团饼茶而言，最简易的包装是以箬叶包裹，外再缠以棉麻丝带。梅尧臣是宋代文学家，留下不少关于茶的诗词作品，多次提到箬叶包茶，在《吕晋叔著作遗新茶》中提到：“其赠几何多，六色十五饼。每饼包青箬，红鉴缠素苘。”还有《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他描绘道：“春芽研白膏，夜火焙紫饼。价与黄金齐，包开青箬整。碾为玉色尘，远汲芦底井。一啜同醉翁，思君聊引饮。”与梅同时代的欧阳修也有写到以箬叶包装茶的诗作，在《尝新茶呈圣俞》中他写到：“建安太守急寄我，香箬包裹封题斜。”这种用箬叶包装茶叶的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今在云南一带包裹七子饼茶还是采用当地产的箨箬包装。
宋人主要用瓷瓶贮放散茶，在周必大的《胡邦衡生日以诗送北苑八銙日注二瓶》中有如此诗句：“尚书八饼分闽焙，主簿双瓶拣越芽。”杨万里《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三首》中也提到：“瓷瓶蜡纸印丹砂，日铸春风出使家。”这类形制的瓶子在当时大量销往东南亚地区，广东及福建的一些博物馆中有很多这样的展品，大多是从沉船打捞上来的，通过对外贸易，茶、茶具以及饮茶方式传播到了海外。
梅尧臣还曾收到友人寄来的用茶罂包装的茶，专门写下了《谢人惠茶》一诗以纪念，“山色已惊溪上雷，火前那及两旗开。采茶几日始能就，碾月一罂初寄来。”罂是一种小口大腹的容器，梅尧臣收到的正是朋友用瓷罂装就碾好的茶末。与罂一样，缶也是一种小口鼓腹的罐子，也可以用来装茶叶。张镃在《许浑父送日铸茶》中提到过以缶装茶的信息：“瓷缶秘香蒙翠箬，蜡封承印湿丹砂。”幸运的是，宋代壁画为我们解读茶罂提供了一些直观的图象线索。
河南登封黑山沟李氏墓出土的壁画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两位女子正在茶桌旁备茶，左边女子右手托着一瓷罐，左手正用凤尾茶匙点茶。此罐小口，弧肩，鼓腹，应该就是梅尧臣在诗中提到的“罂”，从纹饰看，极似耀州窑刻花盖罐。壁画中的罐盖正打开，女子正用茶匙从茶罂中取出茶末放入另一女子手托茶盘的茶盏托内，而罐盖恰好放在茶桌上，盖似卷荷形。无独有偶，河南偃师出土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北宋仕女涤器图壁画拓片中，清昕可见茶桌上放着带托盏四，茶匙一及卷荷形盖罐一。同样器型的盖罐，宋代南北各个窑口均有生产。南方的龙泉窑、建窑、吉州窑、赣州窑，北方的定窑、磁州窑、耀州窑等有大量生产制作此类容器，以满足当时饮茶生活所需。
除陶瓷外，还有其它材质如银质盖罐，直口，弧肩，圆腹，平底。盖为卷荷叶形，叶蒂为钮，这类材质的盖罐出土的数量也不少。
其中的一部分茶罂传到日本后，就演变成“茶入”，茶入是日本人点浓茶时盛放茶粉的小罐。宋元时期，大批的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宗佛法，当时的各个禅宗寺庙形成了成熟的禅苑清规，并与茶道仪轨融为一体。日僧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佛教经典，同时，也把中国的茶籽、茶具及饮茶方式一并带回日本，对日本的茶道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把茶入分为两类，一类叫唐物茶入，另一类叫和物茶入。顾名思义，唐物茶入是从中国传入的，最初由日僧带回，后来通过贸易形式输入日本。考古调查和发掘表明，福州西北郊的洪塘窑，其产品中有一些薄胎酱釉罐品种，与传世的部分日本唐物茶入完全相同，由此，初步判定日本的唐物茶入有一部分是福建洪塘窑的产品。这些茶入有共同的特点，圆唇，直口，短颈，圆肩，鼓腹，平底或底微凹，通常里外施酱釉，从工艺上看，多为薄胎，制作非常精细。此外，1975年新安沉船打捞的二万多件瓷器中，有很多茶器，包含了225件茶入，其中217件为大海型茶入，8件丸壶型茶入，这些茶入大部分是福州洪塘窑及江西赣州窑销往日本寺庙的产品。
在日本抹茶道的薄茶与浓茶两种茶事平台里，茶入被用来盛放浓茶粉，它通常由一个专用的绸缎布袋包裹，这种布袋日本茶道里叫做“仕覆袋”，这是用来保护茶入的。
“汉作唐物”东渡日本后，茶头们又采用象牙做盖，金箔密封，并被茶道大家们看重，得以盛放抹茶粉，身份随之上升。当然，关于它的地位问题，不得不谈到“北野大茶会”那段茶道历史上的公案，以及后来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人把这种象征日本茶道精神的福州窑“唐物茶入”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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