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左手食指上也有。”
“小孩子别瞎说，很多右撇子的人，左手都有伤，吃你的粉！”
余亮和黎可可转了大半个街圩，买了两大袋水果和2瓶麦乳精。很久没有看到网兜装的水果和麦乳精，不懂为何，我固执的认为水果就应该装在网兜里、装在竹篮里，这样的水果才有吃掉它的欲望。
麦乳精，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大人都不舍得喝，是拿来招待家里贵客用的。要么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当成贵重的礼品赠送。是绝对的奢侈品。干吃、冲水吃、趁家里没人的时候干吃，这种事情我和余亮没少干。八十年代生人的集体记忆中，麦乳精是标志性的符号。
当时余亮一家住的是科研所宿舍平房，和我家就隔着一条街。虽然很近，但科研所具体做什么研究我就不得而知了。科研所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就分三个区块——最里面是方方正正的混凝土建筑，长宽不过10米，约摸4-5米高，我们小孩子都喜欢把这些建筑喊成“火柴盒”。每个“火柴盒”都是大铁门紧锁，窗户也关闭遮挡得严严实实。科研所里的孩子、还有街对面军地医联体医院宿舍的孩子，反正就是我和余亮这一拨人，经常沿着科研所周围的围墙攀上这些“火柴盒”的屋顶，玩打仗游戏。玩得尽兴的时候，还把和房子齐高的木瓜摘几个下来往下砸。砸什么？砸往上“突击”的“敌对势力”份子，也就是一起玩游戏的半大傻子。砸木瓜是痛快了，常常还没回到家就被人家带着父母堵家门口，控诉我拿木瓜砸他的脑袋。这样的一顿训在当时是家常便饭。但我没有拿生木瓜砸过人，那指定会把人砸晕。砸人的都是啃过几口的熟木瓜，熟木瓜软乎乎砸人不怎么痛，还有一种木瓜的香气。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一问就是自己也被别人砸过。
当然，这些瓜砸人的桥段，大家都是在露天电影院，跟着《虎口脱险》学的。只不过电影里用的是南瓜，我们用的是木瓜。
玩归玩闹归闹，我清晰的记得：893基地隧道里的岔路口，就标记着一个科研所的出口，想必是通往地面上某一处方盒子混凝土建筑物的。
“你们哪个单位的？找谁？”
“军区835团的，找科研所材料科余海波。”
余海波就是余亮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大学同班同学。他爸和我爸在民大是同班。本来都是政治系，后来余亮他爸顿悟了，转投物理系。打算毕业后提前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然后登陆月球捡陨石当弹弓子弹玩玩。
“有介绍信吗？”
“有…”
我和余亮、黎可可三人各提着一大袋礼品，在科研所大门旁的保卫科里出示证件和进行登记。
“我记得你家是右边那个平房对吧？”
“嗯，家里是废弃的实验室改的，有个水泥大池子，我还在里面养塘虱。”
登记的间隙，我和余亮聊他家里的情况。小时候常跑过来这边找他玩，但他只邀请过一次去他家里做客。
做完登记后，一行人径直往科研所里走。小时候印象中的科研所保卫科不是那种常见的一个小屋子，它是一个靠近大马路边的反凹形状的白色建筑。反凹形建筑下面的大凹口是进出科研所唯一的通道。大凹口位置很高很宽，我记得出入一台老东风大卡车都不是问题。除此以外，周边是石砌的高大围墙，把整个科研所围在里面。今天再一次回到这里，有幸对小时候的记忆进行了二刷（现实中这栋奇特的建筑在90年代末就拆除了）。
进来院内，往右边就是职工宿舍，宿舍前面大空地是一陇陇菜地。这些菜地是科研所职工各家各户自己开荒种植，成熟后各自采摘以此来改善生活。这在当时的年代司空见惯——毕竟当时物质匮乏，能自给自足补贴一点是很光荣的事情。在思想觉悟方面，老一辈比起现在好吃懒做的社会渣渣不知进步了多少个层次。
余亮的家在我记忆中是很特殊的，主要是家里的布置结构特殊，哪怕只去过一次也让人印象深刻——做饭的灶台是现成的悬空水泥板子改的；家里的窗户是后面扩大的，6块玻璃凑在一起的双开门大铁框窗户（在当时家家户户都是安装木框材质的窗户来说，比较难得一见）；整个家里最正常的就是入户大门了，绿色油漆涂装、橙色的牛头锁。
“敲门呗！”我甩甩头示意余亮。
“……不进了！”余亮思考良久，还是没有勇气去敲这一扇门。为了这一刻，他在心底不知演练了多少次，也在反复推敲着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身份，来面对他过往里的家人。
上次他和我说：回家敲门直接坦言自己就是余亮、是余海波的儿子。我一听就是负气的话。余亮他会不会这样做是一码事，但别人把我们当成精神病患者铁定了是另外一码事。两件离谱及完全没承上启下、让常人无法理解接纳、且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余亮是万万不会做的。这也是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虽然内心极度喜悦感动，却不能袒露半点真实身份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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