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管理体系与时俱进才是正理，提升管理永远在路上。
人员方面也肯定有问题。再好的干部也要敲打，人无完人，警钟长鸣，有枣没枣打三竿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管理方面好说，深化改革，夯实基础、提质增效、增势赋能等随手就来，真正触及痛点的是干部管理。而一提起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崇祯便气不打一处来。问题在前三排，根源在主席台，部分高官太不像话了！问以经济策茫如坠云雾，扯皮侃扯作报告却很有两把刷子，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在道貌岸然的背后，这群人吃上喝上祸害上，骄奢淫逸，阳奉阴违，尸位素餐，杀鸡取卵，残民以逞，不管大锅里剩不剩，只看自己碗里满不满。
崇祯省吃俭用俭以养德，王公大臣们却一个个卯足了劲败家，到底谁是君来谁是臣、谁在给谁打工？
想到这里，崇祯柳眉倒竖，杏眼含煞，银牙咬碎，粉面通红，暗想张献忠说的好“苦尽苍生尽王臣”——虽然张献忠也是个王八蛋，但这话说的有理，天下大乱、百姓流离一多半是王公大臣造的孽。
这也罢了，崇祯不能忍受的是一切的责任要他来负——寡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不好！让他偶尔效仿唐太宗忍着恶心嚼蝗没问题，真正的问题干部失德引起灾祸频发，把他吃得吐了、拉肚子了也于事无补。
一群蹬鼻子上脸的下贱东西！是不是因为我太温柔，你们才敢把我伤得透？既然红红脸、出出汗不能解决问题，那便放放血、砍砍脑袋吧。
处理干部的理由是现成的、无可挑剔的：天灾。天大地大，“天地”排在“君亲师”之前，以天怒、天谴的名义处理干部，谁也没有理由阻挡，否则便是逆天、欺天，死了也白死。
也没人敢说天怒是封建迷信。这些年来，臣子们经常拿天怒当借口打击对手，比如阉党和东林嘴炮攻击的子弹便是天怒。大家能用，崇祯也能用，和尚摸得我更摸得！
凭借这顶大帽子，崇祯借机生事，借题发挥，小题大做，铲除异已，被处理者连个说理的地方也没有。
崇祯的做法很有道理，内有正气方能外邪不侵，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崇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以提升皇帝本人素质和整顿干部队伍为抓手，全面开展管理提升工作。
看到这里想必我们明白了，并非每个古人都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没有哪个教派的创立者会对自己创造的神明虔诚祭拜，没有哪个领导会拿自己画的饼去充饥，也没有谁会拿自己建立的愚民体系去给自己洗脑，天人感应只是借口和工具，古人用来做想做的事，解决想解决的问题，除掉想除掉的人。
大象无形，大智若愚，你笑古人太疯癫，古人在笑你看不穿，笑别人傻白甜者往往才是是真傻。连我们的智商都不相信的事，先贤又怎么会去相信，太多的封建迷信无非是掩盖真实目的的政治手段。
崇祯天姿聪明，又学习帝王之术，洞悉人心人性，讲究心机权谋，玩死人不偿命，他有足够的智慧和气魄把老天爷当枪使。
由于极度自信，崇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把那个什么自成、还是李什么成、还是李自什么的放到眼里——跳梁小丑，能有多抗揍？再难杀也不怕，无非多杀几次。他有专业管理人员、训练有素的将军和军队，对付一群业余流氓绰绰有余，兵锋所指，所向披靡。
哪怕李自成真是传言中的军事圣体，崇祯也不在乎，一个不会起名、相信真爱、为情为困、为女人流泪的反贼不仅不可怕，反而有些可笑和可爱。
崇祯并非看不起李自成，事实上他认为所有的反叛者都是垃圾，随各路反王怎么蹦跶，崇祯只是微微一笑，免费送他们两个字：农民。
崇祯没有无聊和无耻到阶级歧视的程度，他只是在起义这件事上不相信农民的能量。两千年漫长封建社会，农民的人数始终占压倒性优势，但翻烂了《资治通鉴》，能找见的农民成功抢班夺权改天换日的案例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例，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只是隔靴搔痒，顶多是为人作嫁。
并且，刘邦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农民，只是农村户口，他是家道中落的王公，能喝酒，会写诗，打过架，坐过牢，当过混混、村霸、亭长，还踹过寡妇门，什么也做过，就是没种过地——一个没种过地的农民显然不是农民。
农民起义并不能杀死皇帝，历史已写的明明白白，没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这些小概率事件上。丰富的历史知识给了崇祯自信，他视民军为饭团上的苍蝇、脚面上的蛤蟆——恶心人、膈应人但不咬人，因此剿灭的决心不足、力度不大，仅派了些文职干部、预备部队来对付，像是拍苍蝇、捉蛤蟆，杀死了固然好，赶走了也差强人意，眼不见为净——这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军的猥琐发育。
李自成视崇祯为大BOSS,崇祯视李自成为小卡拉米，因为崇祯的格局更大，目标更远，即使国内如何动乱、战事如何吃紧，他始终认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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