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海天的时候，就知道，他是那种能让我一眼就看中的学生。
从教四十余载，教过的学生多得我都数不清了，可那种一眼就让我看中的学生，却只有四个。
第一个学生，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秦教授的儿子。秦教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说起来也算是我的恩师。那是我留校工作的第二年，见习期刚满的我被安排担任新生班主任。在一群看起来和我年龄相仿的学生里，我竟发现了一张比别人都年轻许多的面孔。后来才知道，他当年仅有十五岁，是北大建校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然而，在他身上，我丝毫察觉不到这个年纪该有的稚气。他身姿挺拔，额头宽阔，双眸深邃，举手投足间尽显良好的教养，浑身散发着一种儒雅且高贵的书卷气，一看就是一个在书斋中长大的孩子。这种气质，在那个年代的学生群体里，哪怕是在北大的学生中，都极为少见，却和我自身的某些特质暗暗合拍。就这样，他——秦如晋，成了我从教生涯中第一个一眼就看中的学生。
因为他年龄小，在平日的学习与生活中，我下意识地就想多照顾他一些。但没过多久我便发现，他压根儿不需要别人的照料。与生俱来的聪慧加上家庭环境的长期熏陶，使他在学业上轻松脱颖而出。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他甚至比我还精明，不管处于何种情境都能应付自如。不过，这种精明与他身上的儒雅、正直并无冲突。在他心中，始终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凡是越过这条红线的行为，他都绝不涉足。因此，我更愿意将这种精明称作“智慧”。可是，这种“智慧”出现在一个仅仅能称为“少年”的孩子身上，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
“如晋，”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我没有挑明“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我知道，他懂。我们之间，很多事无需明言，自能心领神会。
“我不知道。”他诚恳地说，“也许是生活所迫吧！我从小没了母亲，父亲生性耿直清高，不擅在这样的环境里周旋。在这个时代，若没点自保的本事，根本生存不下去。这一切，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吧。”
我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心中涌起一种类似共鸣的情绪。其实，我和如晋虽年龄相差十岁，但成长环境极为相似。虽说他和父亲是在五二年院校合并后才搬入燕园的，可这几年，身边熟悉的叔叔伯伯们的遭遇，我们见得多了，接二连三的风波甚至波及自身和亲人，谁能没有危机感呢？或许这就是我们常常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吧。
“苏老师，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吧。”身边的如晋突然说，“这不正常。我去图书馆查阅了许多书籍资料，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一切，总得有人去改变吧。”
我吓了一大跳。这样的话语，是这个年代能随意说出口的吗？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该讲出来的吗？我急忙扭头看向身旁的少年，他也正静静地望着我，深邃的眼眸深处，隐隐有两簇炽热的火焰在跳动。我不禁叹息了。其实我很早就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特质。这种特质被他巧妙地隐匿在淡泊宁静的表象之下，却时常涌动着要跳出来。所以他虽然懂得在严酷的环境下寻求自保，却也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担当。这样的人，生来就是要干一番大事的。然而在当下的环境里，这种特质却是极度危险的。于是，我按住他的肩膀，严肃而郑重地对他说：“如晋，这个时候，这样的话还是少说为妙。”
“苏老师，别担心，我懂。”他乖巧地点点头，“我只是和您说说罢了。我父亲是陶渊明那样有着浓厚的‘隐士’气质的人，他一直按照他的人生标准来塑造我，这类话题在我家是绝对的禁忌。而在其他老师和同学面前，我也不敢提及，因为我既怕给他人招来麻烦，也怕给自己惹祸上身。只有在您面前，我才敢说说这些心里话。我总觉得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中，是无法正常安心做学问的。像我父亲那种封闭式的道德准则，无法塑造群体性的文化人格，也不能带来民族性的文明突进。我不想做一个在地窖里发了霉的文人，既然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总要有一份责任与担当吧。”
我望着如晋，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的那番话，宛如一块巨石投入我的心海，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我怎么也未曾料到，这个尚且年少的孩子，对问题的钻研竟能如此深刻，其思想所触及的境界也是这般高深。从他的话语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睿智，那是对社会和文化洞若观火般的深刻洞察。然而，身处这样特殊的时代，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悬崖边上试探，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涧之中。想到此处，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带着师长的谆谆教导以及朋友般的殷切关怀，诚恳地说：“如晋，若想改变世界、担当重任，首先得拥有与之匹配的能力。你当下要做的，是默默积蓄力量，耐心等待合适时机的降临，然后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去践行改变与担当。雪莱不是说过嘛：‘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在这凛冽的寒冬中努力积聚能量，一同期待那个阳光明媚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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