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来衡量的话，那么银河系就不算大了，再相对地球四十五亿年的历史来说，早就应该有无数智慧文明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到达了地球才对。然而我们收到了吗？没有！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太空的带有智慧文明特征的无线电信号。”
费米讲到这里，站了起来，深沉地看了另外三个同事一眼，说：“这真的说不通，外星人到底在哪里呢？银河系的尺度、拥有的恒星数量、地球的存在时间——不论怎么想，这些与我们找不到任何外星人存在的证据都是矛盾的。”
原始的费米悖论就出自以上这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简短对话，后来又有很多科学家在这个最初想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悖论，并且引发了持续很久的一场关于外星文明是否存在的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最激进的一种观点认为假如能自我复制的冯·诺依曼机器人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相对银河系的寿命来说，这种机器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银河系殖民化。
这样的殖民化进程与当初把机器释放出去的文明自身无关，不管那个文明毁灭也好，继续发展也好，一旦第一台冯·诺依曼机器发射出去，那么银河系的殖民化进程就不可遏制了。但人类始终没有在太阳系内发现这种机器人，这件事情甚至比没有收到外星人的无线电波信号更加让人感到困惑。
由于战争频繁的影响，费米悖论的相关理论研究被搁置甚至遗忘，这个悖论的正确和费米的伟大所铸就的历史意义许久之后才显现出来。叛乱战争在纽特市轰动全球的历史性事件后终于得到完结，联合国际防御部队（JIDC）百废俱兴，旧金山基地顺利改组出更具效率和执行力的世界攻击战略与先进技术联盟（WASATA），并在其内部创立出超自然现象研究小组，致力于研究调查地球神秘事物和那些未知的外星生物。
对于研究外星生物，或者可以特指萨尤丁人，赵渺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他参考了费米博士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著作和讲演资料，还有很多记载萨尤丁人存在痕迹的历史文献。做这些工作总会使赵渺想起他那位已故的导师，一位据说在月球基地指导建设时接触过宇宙生命的天体物理学家，曾经对赵渺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宇宙，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然也危险得多。”
很显然，人们过于将目光看向宇宙的更深处，反而忽视了隐藏在地球的神秘事物，直到对宇宙的探索陷入了瓶颈，走投无路的人们才终于明白应该去回看家园。因此，对地观测又成为了从太空探索领域延展出来、发展最快的行业，通过发射卫星来收集图像数据，然后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不同地区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人工智能在神经语言程序学上的应用，即对文字、图像和声音等非数字、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的计算分析，让卫星数据科学家得以梳理出其中的关键信息。而且，人们没有受到技术禁锢，科学家们明确地知道应该如何从太空观测地球，以及选择哪些重要数据来揭示值得追踪的信息。天文台和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研究了卫星数据，并思考这些图像和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到底说明什么。数据报告能让卫星观察员发现人口贩卖、动物的异常迁徙活动和地球上的发展变化，这些会揭示出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关注的自然灾害、非法活动或其他重大事件。
短短两年时间内，地球近地轨道的建设异常迅速，截至2076年10月，近地轨道共有四千五百二十八颗不同功能的卫星环绕地球正常运行，世界各国从政府、商业公司到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参与其中，这使得联合政府必须做出举措管理近地轨道。因此联合政府推出了“星际前线空间计划”，旨在全球各方各界共享近地轨道资源并实现全面合作，就像是把近地轨道建设成一个升级版本的国际空间站，而且是独立于地面社会之外的太空生活空间。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在“星际前线计划”下重启后，师霖是首批参与到星际前线建设的科学家之一，他完成LIZARD工程的相关辅助实验之后，他将大平洋基地和集团暂时交由脑科学家阿特姆·鲁德列夫全权管理，并嘱咐阿特姆定时了解赵渺的近况，因为师霖计划后半辈子都在星际前线工作，初步设想是做关于高维空间的理论研究。
星际前线总台是师霖的第一站，这个庞然大物就像是世纪初国际空间站的放大版，它完全按照模块化的组装方式建造，两年来，所有的宇航员、机械工程师和工作机器人都耐心且巧妙地组装了各种模块和部件，最终组成这个体积相当于半座中型城市的金属悬浮物。它既是艺术品，也是人类先进工程技术的标志。同时，这也说明了共同的努力确实有助于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总台附近设有八个小型空间站用于通讯联络、科学研究、生活居住、物资补给和星际飞船停靠，并且规定了二百余条太空航线用于近地轨道交流，这些航线连通了地面、星际前线和月球基地，使人类对于地月系统空间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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