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商代早期，由于青铜器的发展方兴未艾，玉器的发展暂时相对地受到了遏制，但到了商代后期，玉器又从青铜器艺术中受到启发，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进入了商代玉器的高峰时代，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在形制上，玉器同样能够巧妙地做到因物赋形，并在像生造型方面体现了玉料质地和色彩的独特优势。而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显了装饰的功能，对后世的雕塑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造型
在商代，青铜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促进了玉器制作技艺发展。人们在玉器的制作中对锯割、琢磨、钻孔等技术的运用日益得心应手，特别是青铜砣子、金刚砂(钻石雕刻)以及管钻、木呈钻等手段的应用，加之作坊式的生产，使玉器制造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玉器不仅造型更为多样，而且也更为精细。多样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的玉料的美的质地的基础上，体现出先民们对情感的深刻关注。因其原材料的难得和易碎，玉器比起其他类型的器物来，较早地扮演装饰的角色，因而更具有审美的价值，同时也日益成为财富、权力、等级的象征。作为上古玉器史上的高峰，商代的玉器尤其如此。它们在造型和纹饰上，都别具特色。
与普通的石头和制造陶器的粘土相比，玉料的获得要困难得多。早期的人们在制玉时常常因取料而不断迁移，故新石器时代及商前期的玉器多为就地取料。由于玉料的稀少，一方面使玉器显得更加珍贵，另一方面也使玉器艺术家们在制玉时更加精心地选取玉料，不敢轻易浪费，客观上推动了制玉技巧的提高。这些玉器的造型，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原形的摹仿，另一方面，玉器艺术家们在选料、用料时，出于对玉料的珍惜，因料而赋形。
商代艺术家们对于管钻、敲击玉料的过程中落下的零星的碎玉和边角料，也给予了充分的利用，将其制成了小型玉器、镶嵌玉和其他装饰品，以至有些玉器小到不及厘米之距，如很小的玉片、小玉饰等。殷墟的数量众多的玉器，很大程度上都是玉器艺术家们因料施艺的杰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因物赋形。因物赋形显示了玉器艺术家们的匠心独运和制造技艺的高超。如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回首状伏牛，玉器艺术家们巧妙地利用玉料高出的前端雕琢成回望的牛首，而在较低的部分琢制成牛身及牛尾，使造型显得端正得体，精美绝伦。其他如殷墟出土的各种玉鱼、玉鸟、玉凤、玉象等动物也无不如此。因物赋形，从商代社会制玉条件而言是节省原料，但从玉器形成的角度而言，却极大地反映了造物之美，是无意识中的必然生成物，表现了当时人类很高的智慧与创造才能。可见，玉器融合了质地之美与造物之美的双重功能，是造型艺术得以尽现美的有力证明。
中国器物的像生从石器开始，最初受到象形石块的启发。这些象形石块刺激了先民们摹仿的本能，也唤起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引发了他们像生加工石器的浓厚兴趣，从而逐步从自发地进行像生造型到自觉地进行像生造型，乃至受到陶器、青铜器的影响，表现、再造甚至创造出神话中虚拟的动物。而玉器的像生造型是在石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同时，由于当时的艺术家在其艺术创造中注入了体现时代精神、而又具有独特个性的情感，其艺术创造便具有了活力。早在5000～ 6000 年以前的红山文化，像生造型的玉兔、玉猪，就以其栩栩如生的形象及其感染力，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商代的玉器在继承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像生造型的玉器。从很小的装饰品到大型的礼器、仪仗器等，都似乎是对原形的再现，其逼真的程度，体现了艺术家们精湛的艺术技巧。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代的艺术家们像生技巧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商代人审美体验深化的结果。商代玉器的辉煌，表现在造型风格的多样性。而商代玉器的造型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形制的多样性，而且也反映了人类主观情感的深刻。那艺术性的像生，因物赋形的技术手段，即使今人看来也唏嘘不已!它为我们审视上古中国文化的灿烂，树立了一面镜子，表现出先民们情感世界的丰富和审美体验的深邃。
运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对玉的像生制造，当然不仅仅只是对原物的简单再造，更多的是形象的抽象化，也即上面提到的在原实物的基础上大胆地虚构，这是像生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商代玉器出现高峰的有力证明。单纯从对原物的摹仿上看，像生手段只是制造技术形成的原始依据，而商代众多的玉器，其大部分又是抽象化的，说明制造技术日臻完美与发达。
商代的像生玉器，包括写实动物的像生和想象动物的像生。写实动物的像生，是对现实中习见的动物作逼真的摹刻，反映了艺术家们对具体动物的形象和神态的悉心观察与体悟。例如鱼形玉器的雕刻，艺术家们在玉石的一端稍稍开口，就是一条栩栩如生、吐水换气的玉鱼，尾部弯曲，其势欲出，活蹦乱跳。这些玉鱼神态各异，而并不雷同。既摹其形，又传其神。所有这些，首先是摹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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