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缩颈或长颈，溜肩或窄平肩、斜肩，浅腹、扁园、垂腹或直腹之间的差异。从工艺上看，这些小罐的制作均十分精细，胎土多淘洗，少杂质或砂眼、气孔，烧成温度和烧结度高，多薄胎，一般胎薄仅2毫米左右，小型器仅1毫米，整体造型匀称、规整。
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材料表明，位于福州西北郊的洪山乡洪塘村的洪塘窑址，是烧制此类陶器的地点之一。这个窑址调查发现的酱釉薄胎陶器虽然数量不多，然其造形、釉色却是与传世的部分日本唐物茶八几无二致。
有关唐物茶入产地和窑口问题，一直都是日本陶瓷、茶道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福州发现唐物茶八及烧制窑口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日本陶瓷、茶道界的极大关切。日本国野川美术馆和里千家茶道资料馆等多家单位派出专家学者来福州考察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他们表示愿以此作为重要学术研究课题，与中方开展合作。专家们还指出，福州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也为中日茶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的篇章。12世纪，宋代的新式茶饮习俗由日本禅僧在中国习得后，便逐渐在禅寺、武士家族及日本上流社会间流传开来。他们精心装饰茶室，用考究的中国“唐物”（karamono）茶碗奉茶，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16世纪的织丰时代，千利休创造了“侘茶”（wabicha），将简素的茶具与精致的唐物一同使用，独辟蹊径探求“和物”以至寻常器物的美，从此茶道由精英贵族的专属之物渗透至市井阶层。就这样，茶道历经百年流转更迭，发展成为日本文化中突出而独特的一个方面。
一般认为饮茶习俗约在12世纪广泛传入日本。用茶粉煮茶或饮用抹茶的方式，是由佛教僧侣在宋朝往来中国时习得，后在日本上流武士和贵族家庭中流行起来。（karamono），将唐物用来装饰房间及饮茶成为显示权威的标志。而最高级别的唐物则集于当时掌权的室町幕府手中。负责鉴定估价宫廷藏品的弄臣同样参与了对唐物的分类与评估，这套价值体系直接反映到茶具上，最终为日本的茶道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文献资料诸如《幕府官邸侍奉手册》（Kundaikan socho ki）、《室町殿陈列品记录》（Muromachi-dono gyoko okazari ki）等可见，中国画和室町幕府收藏的唐物代表了当时文化品位的至高点，这些精品后被称为“东山御物”（Higashiyama Gomotsu），即使在挑剔的鉴赏家眼中也是弥足珍贵。
15世纪末，随着室町幕府的没落，市井阶层成为文化的新起一代，沉浸并精通于连歌、能剧、茶道、花道、香道等多种艺术门类——而这些都曾只是上层阶级的专属消遣。
当茶道的覆盖面扩大，品赏茶道的场所与空间也相应发生变化，茶具的转换尤为显著。战国时代的将军和富商竞相拥有室町幕府流出的顶级唐物，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正在诞生。精进禅修的村田珠光（1423-1502年），与其他京都下京区的茶人，开始在唐物之外的寻常生活中找寻符合心境的器物。精美与简素的茶具经整合使用，“侘茶”（wabicha）就这样诞生了。这种精神后由大阪府商人武野绍鸥（1502-1555年）继承并发扬，深深扎根于市井百姓心中。这一部分展览通过15至16世纪军阀和茶人的视角，回溯了从“唐物”（karamono）到“高丽物”（koraimono）、“和物”（wamono）——茶具审美取向的转变。“侘茶”正是在这样一个变迁的年代萌芽。
织丰时代，千利休（1522-1591年）将“侘茶”发扬到极致，茶道最终在统治者、武士、平民间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千利休出生于大阪府堺市一个显赫的商人家族，幼年便习茶道。他对茶具独到的领悟与运用使他成为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等统治者的“茶头”。千利休不仅传承“侘茶”开创人村田珠光所遗留下的传统，且追寻着自己的抱负，发明了新的器物、革新并完善了茶道。这一精神为其大弟子古田织部带来莫大的影响，也成为今人传习茶道的奠基石。这一部分展览首先从“千利休挑选的”和“千利休创造的”两个类别阐释了器物与千利休发生的关联。此外，展览还关注千利休死后，织丰时代至江户时代武士对茶的研习，主要侧重三位茶人：古田织部、织田长益（1548-1622年）、细川忠兴（1563-1614年）。
江户时代社会步入平稳安宁，茶道又经历了一次转折。德川幕府与周边以小堀政一（1579-1647年）为首的战国大名家族试图复兴武士阶层茶文化——这些传统起源于室町幕府。另一项举措是制定了“家元”制度，与千利休的茶道文化一脉相承——而还有一种融合贵族文化经优雅训习的新式茶道，这些差异性影响着彼此。
展览中呈现了江户时代上半叶的茶具，尤以与小堀政一有关的茶具为主。他复兴了武士的茶文化，并构想了“绮丽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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