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玛瑙、水晶、琥珀和琉璃等，多数不像是国内开采和制作的，可能从西域输入。
唐代玉器在工艺上吸收当时的雕塑与绘画手法，使用传统的剔地、镂雕与圆雕，大量使用阴刻细线，用阴刻表现细部与绘画线描一样。
其中以主题图案隐起，用繁密的阴线表现装饰衣纹、阴阳凹凸面的表现手法尤为突出。其所饰阴线，用一道砣纹完成者多，具平行或放射短条状，细密而富质感，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唐代玉器比起周汉玉器更亲切可爱，更具玩赏性。周代玉器以礼仪玉器为主，不能随便玩瓮。汉代丧葬、辟邪玉主宰世界，把玩受到限制。
唐代以前玉器装饰有的也相当精美，但神味太浓，礼性太足。然而，唐代则摆脱此，在装饰上鉴赏化。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开拓西域，使得XJ和田玉大量地输入内地，因此，唐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唐代玉器，生产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质量上均是精雕细琢，其品种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新的发展，带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点。
唐代朝廷玉器有祭祀及礼仪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帝王盖棺论定的玉哀册;后者有玉带板，玉步摇等。
唐代玉器分类方法
隋唐五代玉器区分为：
（1）佛教玉器、
（2）朝廷用玉、
（3）装饰、
（4）器皿、
（5）肖生、
（6）铭刻玉器、
（7）西域玉器等七类。
这是以功能为分类标准，但于西域玉器一项里，主要是指于阗玉器。阗玉器并非以功能性分类，而是从地域性着眼，因为唐玉在装饰纹样上虽已有了强烈的西域色彩，但在形制上仍能得见汉代传统的承继，这与直接由西域引入的和阗玉器相较，两者差异十分明显之故。
唐代礼玉概念已不同于先秦与两汉沟通天地的角色，而是礼仪制度的体现。大量的装饰玉为唐代特色，对于唐代与西域交流的表征多有着墨，且以佛家玉礼器的出现带出文化交流对精神与物质文化造成转向。佛教用玉是传统玉器对天地崇拜的神祕性在唐代佛教渗入后所产生的。
玉册有三，即封禅与册书的玉牒，和禅地、顾命、预卜的玉板，以及死后封胃的谥册。
玉册必须溯至商周时期书写于玉石上的盟书，一直沿袭传统形制，早期玉册是一种用于与神沟通、告天作用的玉牒，而唐墓所出之玉册从内容观之，除了告天祈福之外，也有敬告皇地衹的作用，应是专门为了帝王死后一起随葬的哀册。
唐宋两代玉册材质不同，唐代使用“白大理石”应只是为了镌刻方便，而非延续汉代崇尚白石的习俗。
陕西干县南陵村的唐僖宗靖陵里，出土了琉璃材质的璧，从“璧”的原始概念，到琉璃二字以玉字旁造字，这暗示了当时人们有将琉璃类玉看待的倾向；此外，琉璃本为佛教供佛七宝之一，将其与中原传统的“璧”形制结合，透露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的交融的现象。
而汉白玉被使用的原因，则是“以石代玉”。
唐代的富强与封建使礼玉的思考转向实用性，如玉带、玉册等的使用；而文学的蓬勃带动了“望文生义”的玉器产生，圭璧的文献记录最早于《诗经大雅荡之什云汉》中，但出土的实物却只单见唐代大明宫的圭璧。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土的“圭璧”便有可能是在此概念下，将“圭”和“璧”合一而创造出的新样式。
唐代以石代玉的材料主要以汉白石和滑石两种，而汉白石用于礼器。比如近几年出土的唐代玉册、圭璧、玉镇及佛教用玉中的佛像、佛塔、灵帐，有相当多都是“以石代玉”。
滑石多用于丧葬与生活用器。比如玉握猪只有一件为青玉材质，其它皆为滑石。甚至九世纪前只有滑石握手，九世纪后才有滑石用器，其器形多仿唐代金银器。
“以石代玉”的原由有三点：
（1）来自于唐代对玉观念产生变化
（2）真玉来源的有限；
（3）玉只能为皇室贵族与高级官僚使用。
这反映了唐代玉器比之前代有着更加阶级化的倾向；另外“以石代玉”所指的“石”中并未包含现今所谓的“宝石”里，虽然唐代宝石多与玉材混用，但无“取代”玉材的情况。
唐代玉器的装饰极为多元，而讨论最多的便是花卉禽鸟纹样。唐代玉器的琢制技法在局部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玉器上首次出现了纹图。其中以整体图案隐起(又称挖地或剔地阳纹)，再在图案上加刻阴线，形成局部的细纹尤为突出，给人一种近观景物的效果感，凡植物的花叶脉络、动物的毛发、人物的衣纹等皆一目了然。
就花卉与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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