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都是一片公心。
当朝庭和中层双方都情商足够、责任心强时，会多些理解主动作为，你敬我让双方合作愉快；当双方不愿放下身段沟通时也不打紧，因为共同的利益大家不会轻易撕破脸，互相掣肘推诿扯皮出了事谁也吃不了兜着走，斗而不破才是最佳状态，当对方有小动作时也会装聋作哑捏着鼻子认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真有事了还得配合着，貌合神离虚情假意强挤出笑容来表现和谐，面子上都过的去，越是矛盾深便越是笑声大、一家人一家亲的口号喊的越响。
袁崇焕觉得自己做的没错，甚至是满心委屈，认为他在为了大局牺牲自己委曲求全，放弃了原则来容忍这些王八蛋，当年为了工作甚至与阉党合作，个人名声都牺牲了，朝庭却还不依不饶的。
朝臣们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也是满肚子的委屈，觉得袁崇焕太不是个东西。
作为仲裁者的崇祯是怎么想的？崇祯没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验，也基本没有下基层实地调研过，对基层情况了解不多感情不深，只是每天和朝中大臣在一起沟通较多思想统一，因此当朝中大臣的看法基本上也就是崇祯的看法。崇祯对袁崇焕十分火大，认为这是个兵油子，是个老刺头，是在嚣张蛮横欺他年少，在在惦着魏忠贤的仇恨不愿给新朝庭出力想撂挑子，甚至是在拿边关安全在绑架和威胁朝庭。
崇祯对宽容这项美德的要求不是很高，沙里容不得沙子，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意见想干掉袁崇焕。相比较那些无能但听话的下属，崇祯更讨厌不服管教的袁崇焕。不过他暂时不会动袁崇焕，他明白袁司令有嚣张的资本，他是东北的锁钥屏障，手下更有着一大帮不服朝庭管教只认袁司令一人的骄兵悍将，处理了袁司令影响太大，大到边关不稳统治动摇。杀袁崇焕必须从长计议，不能操之过急，一切稳妥了再动手。兔子急了还咬人，真要把袁崇焕逼极了谁知道袁崇焕会做出什么事来，不能把大明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袁崇焕的个人素质。崇祯不是昏君，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感情去争一时意气，不会图着自己的痛快而伤害他的国家、他的子民和他的税收，只能一直忍着暴脾气等待着合适的机会。
终于，在袁司令不顾皇帝的安危将京城当成了与清军的大决战场所时，崇祯不忍了。在打退清军的进攻后，在袁崇焕与部队脱离时，崇祯找到了借口逮住了机会，以叛国的名义摆了袁司令一道，把袁司令关进了监狱，先抓后审。
这件事太大了，大到朝堂上都因此吵翻了，并分成了对垒的两派：一派爱国主义爆棚，义愤填膺痛骂袁崇焕为汉奸要求严惩；另一派认为袁崇焕真怨枉，呼吁为袁崇焕平反。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是不是藏着小猫腻、是不是猜到了皇帝那点小心思无所谓，看表现，看疗效。两种思想完全对立不可调和，搅的朝庭舆论严重分裂。
崇祯很欢迎前种声音，这本是他刻意营造的结果；对第二种声音很生气，但也不能强行打压。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仲裁者，不能捋起袖子直接上场——亲自上场了太掉价，还可能背不辨忠奸的黑锅。为了让反对者噤声，崇祯成立了袁崇焕专案组，专案组设领导小组，崇祯任组长，内阁和各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刑部，成员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组成，对袁崇焕进行三司会审。
对袁崇焕长达一年多的审判开始了。有人说，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这一年里一直在纠结与挣扎、怀疑与否定，念其守边之功，惜其军事才能。
这个说法不太对，崇祯从来不是犹豫不决的人，早就磨了好几年的刀，下定了决心，想好了结果，既然出手就不容袁崇焕再东山再起。更何况开弓没有回头箭，双方嫌隙既生并且已经挑明，崇祯不可能让一个阶下囚再东山再起掌握军权独守一方，不允许袁司令再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必须将袁司令彻底打倒碾碎搞臭。因此这一年中崇祯来不及等待，来不及伤感，他完全是在以时间换空间，给大家情绪上接受的时间，给事情一个缓冲，他一直忙着，倾听舆论，观察形势，消除影响，稳定边关，清除袁崇焕在东北军的势力并培植自己的亲信，确保东北边防工作不断不乱。
也就是说，从袁崇焕进监狱的第一天便注定了其要死而且是惨死，审判过程只是罪名一步步坐实的过程，是在丰富证据走在办为铁案的路上。
事实上，袁崇焕注定了无法寿终正寝，原因很简单：性格。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尽管他文才横溢、尽管他精忠报国、尽管他将星耀眼，尽管他战功赫赫，但只要他无法改变重下级胜于重上级、重军事甚至重朝庭的性格，他必将死于非命，区别只是迟死与早死、惨死与痛快的死。
像袁崇焕这样的高官，死一个少一个，白白死了十分可惜，崇祯将从重从严处理以将袁崇焕案件作为经典案例，借以彰显公平正义，告诉国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特殊干部”、“特殊领导”，没人能够凌驾于国法之上，无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踩了红线就会受到法律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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